《春秋公羊传·闵公元年》:春王正月。公何以不言即位?继弑君不言即位。孰继?继子般也。孰弑子般?庆父也。杀公子牙,今将尔,季子不免。庆父弑君,何以不诛?将而不免遏恶也,既而不可及,因狱有所归,不探其情而诛焉,亲亲之道也。恶乎归狱?归狱仆人邓扈乐。曷为归狱仆人邓扈乐?庄公存之时,乐曾淫于宫中,子般执而鞭之。庄公死。庆父谓乐曰:「般之辱尔,国人莫不知,盍弑之矣?」使弑子般,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,季子至而不变也。
齐人救邢。
夏六月辛酉,葬我君庄公。
秋八月,公及齐侯盟于洛姑。
季子来归。其称季子何?贤也。其言来归何?喜之也。
冬,齐仲孙来。齐仲孙者何?公子庆父也。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?系之齐也。曷为系之齐?外之也。曷为外之?《春秋》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,子女子曰:「以《春秋》为《春秋》,齐无仲孙,其诸吾仲孙与?」
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,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,邪和正是有区别的,曲和直是不同的。那些邪的、曲的行为,被人所轻贱,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;那些正直的行为,被人所尊重,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。
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,不遵循君子的脚步,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,为什么呢?俗话说:“正直像弓弦,死在路边;邪曲像弯钩,反而能封侯。”所以人们宁可顺从(权势)来保障自身平安,也不违逆(权势)而遭受祸害。况且史书的要义,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,树立好的风气。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,不孝顺父母的逆子,淫乱的君主,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,不掩饰他们的过失,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,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。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,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!
(直笔记史)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,就会安顺;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,就会招来祸害。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,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,他们没有什么冲突,(各自按自己的原则)做事没有什么疑虑,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,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。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,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,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,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,他们有的身受刑戮,被当时人所嘲笑;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,后人无法知道。世事就像这样,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,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,(这样的要求)确实也难做到啊。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,私下撰写保存《嘿记》的文字;孙盛心中不平,私自抄写了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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