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理论介绍到台湾。既要推行现代化，就得对“现代化”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，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、很重要、很庞大的工作。这个计划很大，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。

　　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，可惜出版的书不多，但总是做了一些，包

　　括:《当代社会问题》、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、《现代化:抗拒与变迁》、《寂寞的追寻：美国文化濒临断裂边缘》、《迈向现代化》。这五本书总名为“现代化丛书”，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，四年间陆续出版。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，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。

　　我记得《当代社会问题》和《开放与封闭的心理》要出版时，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，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。序文写到“现代化”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，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，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。使台湾经济起飞。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，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，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。新馆长看了之后，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党爱国，觉得这篇序文把中国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。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。熊馆长说，“我不跟你辩论国策，我不能接受，换个人写。”我说:“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，我不能退稿。”他说:“我不能接受，反正不能印。”他非常坚持。我知道“现代化丛书”已经做不下去了。

　　后来翻阅出版的“现代化丛书”，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，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“自由派”。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，未定的计划等于风流云散一样，杨国枢序文事件，是我最后的防线，我不愿意再退让。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，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。我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?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。

　　当时台湾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，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，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扎根。但是新馆长接任后，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。所谓“三日京兆”，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，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。我辞职之后，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，都被一扫而空了。

　　离开编译馆之后，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马克吐温（MarkTwain,1835-1910）长篇中译本全集，当时已交稿的有四本:翁廷枢翻译《乞丐王子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萧廉任翻译《古国幻游记》（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、丁贞婉翻译《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》（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，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）、林耀褥翻译《浪迹西陆》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）。译者和校订者都是台湾最早出国研究美国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，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，这方面日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。我们处处看到、听到中文著作，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，美国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，但有多少人知道那“幽默”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，讽劝新兴的美国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。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，把这套书交由同一家出版社，不要分散标售。但是，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，交稿之后，银货两讫，除非有人有权追踪，否则就是落入图书室某一个阴暗的角落，不见天日。例如林耀褛精心中译的《浪迹西阵》，从未上市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，念念不忘的“马克吐温孤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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